2月17日，乌兹别克斯坦最有影响的媒体之一——塔什干Podrobno.uz通讯社，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未来的关键”专栏中，以“中国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寻找祖国的历史根源”为标题，发布了对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天博·（中国）|官方网站王建新教授的访谈和报道。

自2009年始，王建新教授率领的天博·（中国）|官方网站中亚考古队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学家合作，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新资料，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Podrobno.uz通讯社成立于2009年，2010年被评为“乌兹别克斯坦最佳媒体网站”。该报道介绍了中国考古学家对古代月氏和贵霜文化遗存的研究和突破，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大遗址保护的实践和经验表示十分关注，并提出分享中国经验，欢迎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大遗址保护实践的希望。附报道原文翻译：

中国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寻找祖国的历史根源

乌兹别克斯坦不仅是它自己的历史宝库，也是许多其他民族的历史宝库。几千年的发展，许多游牧民族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也吸收了许多当地的传统和习俗。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和科学家来我国研究他们的根源。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天博·（中国）|官方网站教授、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王建新在乌兹别克斯坦考古遗址进行了12年的研究。据他介绍，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应该积极开展共同保护工作。

记者：王先生，作为考古学家，是什么让您对乌兹别克斯坦感兴趣？

王建新：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乌兹别克斯坦是为了寻找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月氏的踪迹。与匈奴战败后，该民族迁徙到中亚。我在一个消息来源中读到，他们的踪迹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领土上发现的。

传说在公元前 138 年，中国皇帝派遣大使张臣寻找月氏。但他一出国境就被匈奴俘虏了。他是他们的人质 10 年。他在这里结婚生子，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因此，一有机会，他就逃离了俘虏他的人，去了费尔干纳山谷。古时大宛国位于此地。然后他的路径位于 Kangyuy、Sogdiana 和 Bactria，在那里他找到了月氏的代表。

消息人士没有说这些人的代表留下了哪些文化古迹。因此，我决定走同样的路，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亲眼看看一切。因此，为了寻找古代中国人的踪迹，我几乎踏遍了撒马尔罕、卡什卡达里亚和苏尔汉达里亚的所有古迹。

2017 年，在 Surkhandarya 地区的 Baysun 区，我们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 150 年月氏文化的 92 座墓葬墓地。事实证明，在苏联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发现了大约 10 个这样的墓地，但一些专家将它们列为萨卡古迹。

我们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他问题。我们开始对月氏与贵霜王国的建立有何关系感兴趣。历史教科书上说，这个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从阿姆河一直延伸到印度的帝国，是由于月氏而出现的。因此，我们继续在乌兹别克斯坦周围进行考察，发现并非如此。毕竟，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和复原历史，用地下发现的证据填补空白。

在上次访问期间，我们继续我们的考古探险，我们能够研究保护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的一些问题。此外，我代表团还首次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相关政府机构的代表。会议期间，我们讨论了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互访的问题，共同研究存在的问题，交流考古技术和方法方面的经验，并采取具体措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还有很多要讨论的，比如我们可以共同进行什么计划，具体的考古工作。

记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家、人口和企业与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有何关系？

王建新：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问题。有一次，我们也遇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上行，许多工业厂房、工厂、水电站等企业开始兴建。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发展现代城市的同时保护古迹？

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讨论。一些人认为应该为了经济的利益而牺牲历史：我们的祖先已经不在乎了，但我们需要考虑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未来。其他人则相反。

然后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以前，文化古迹有特殊的城墙守卫。然而，由于北京或南京等大城市的错误决定，这些围栏被拆除，以发展现代化城市。他们仅在中国古都西安幸存下来。结果，许多古迹被毁。

幸运的是，在 21 世纪初，观点发生了变化：决定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过去。毕竟，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对经济的发展也有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因此，批准了一个项目来保护大型历史遗迹。分阶段进行：每五年选出100处重要古迹，进行保护修复工作。2020 年，计划规模扩大：我们开始选择 150 个对象，而不是 100 个对象。

结果，在这 20 年里，对中国所有可用的文化古迹进行了三次大型普查。每次事实证明，其中一些被摧毁，相反，一些却被发现并被列入文化遗产名录。此外，每个专门机构都进行自己的探险，也有助于发现以前不为人知的古迹。

由于这样的清点，中国所有的古迹都被分成几组——具有国家、地区、城市、地区或乡村意义的物体。对于每个特定的纪念碑，都制定了工作计划：未来 5 年、10 年和 15 年需要做什么。

然后，在每个地点进行更彻底的考古考察和挖掘。专家分析了环境的影响——例如雨、雪和其他天气条件等自然现象，以及附近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恶化的古迹得到保护。

当然，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还需要考虑如何组织将来向人群展示对象的工作。这是必要的，这样社会才能知道我们拥有这样的古迹，并了解保护它们的重要性。首先，这可以通过互联网借助现代技术来完成。然后，为了为来访的游客开放一个项目，您需要考虑基础设施的细微差别：您可以到达这里的交通方式、售票处等。

需要指出的是，自这项大型计划启动以来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但迄今为止，任何设施的工作都没有 100% 完成。考古遗址的研究不是建筑物的建造。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苦的工作，需要大量时间并且不能仓促行事。每个对象的第一阶段工作可能需要 15 年，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

记者：中国进一步建设城市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现在是如何解决的？

王建新：今天，在这件事上，我们依靠完善的法律和地方部门的高效工作来保护文化遗产。领土办公室为任何建筑颁发第一份许可证。这一切都是严格依法进行的，任何人都不能干涉这一过程。

在建造某物之前，一组专家前往未来建筑的现场，进行研究并查明该地区是否有历史文物。如果有，那么专家们将澄清是否可以在这里建造，该物体是否能承受正在进行的工作的影响。根据这张图，做出一个决定：是否可以拆除一些古迹，或者将它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对于特别重要的东西，则不允许建造：道路或房屋将在其他地方建造。

记者：您如何看待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遗产状况？

王建新：今天我们见证了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塔什干、撒马尔罕，甚至在 Denau 的 Surkhandarya 小城，都在建造大量建筑物。这意味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利益斗争：选择什么——发展还是记忆？

我认为通过正确的方法，乌兹别克斯坦将能够克服这个问题。这需要有系统的法律、明确的行政管理和专家。

乌兹别克斯坦有相应的法律。但是，在我看来，这方面的行政管理制度，以监督其执行情况，还不完善。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各地旅行时，我注意到只有 1-2 人可以在地区部门工作，以保护文化遗产。在市或区一级，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行政单位。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这方面的人员也很少。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的考古研究所只有 80 名专家。相比之下，在领土和人口方面与乌兹别克斯坦相似的陕西省，该地区有几所研究所和大学，有 500 名专家和科学家，其中 70% 直接是考古学家。

我说的不是行政机构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学家和专家。所有这些人都有事可做，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过去两年，中国增加了这方面的就业名额。如果早些时候可以在考古研究所工作 100 人，现在是 200 人。

偏远村庄缺乏行政单位的问题可以通过让当地居民参与这个问题来解决。例如，偏远地区的文化遗迹可以由村民照管并报告其毁坏情况。这也将有助于向公众传达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毕竟，民众的无知。这对于历史物品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例如，农民可以耕种一些土墩，却不知道它是一座古老的文化遗迹。

另外，据我所知，乌兹别克斯坦专家尚未对考古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察和盘点。

记者：许多专家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在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共同点。你同意吗？

王建新：的确，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就其保存而言，我们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看看欧洲的古代建筑，你会发现它们大多是用石头建造的，而且它们高出地面。在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古人用土和木头建造城市，并经常用陶瓷作为装饰。此外，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古遗址都在地下。我们国家有很多考古遗迹。此类物品难以保存，更难以保证向人们展示。

以乌兹别克斯坦的 Afrosiab 定居点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些古迹为例。这些建筑物的材料和保存情况几乎相同。因此，中国的经验在乌兹别克斯坦当然是非常适用的。

几年前，中国专家修复了希瓦的高架建筑古迹。我相信，在未来项目的框架内，我们将能够向前迈进，并将与考古遗址合作的经验传授给我们。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在我们大学攻读地方法官、研究生和博士课程。或许，在我们未来的合作框架内，他们的人数会增加，这将有助于逐步填补贵国人员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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