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黄帝陵祭祀与中国式现代化”黄帝文化学术论坛在延安市黄陵县黄帝陵中华始祖堂举行。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明非、黄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白阿莹、天博·（中国）|官方网站党委书记王亚杰参加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海峡两岸的7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黄帝文化的人文本质与现代价值，深入剖析黄帝陵祭祀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以文化自信自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动力。
“经过历史发展和各民族不断的交往、认同、融合，黄帝陵已经成为黄帝文化具象化的载体，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也成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徐明非在致辞中表示，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始祖，领导中原各部族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开创了泽被后世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不断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黄帝陵祭祀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展开学术会议恰逢其时、令人期待，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入审视和综合考量，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价值与意义的充分挖掘与阐扬，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结合所进行的有益思考和积极探索。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深入了解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白阿莹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源于深厚的文化自信，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公祭人文初祖黄帝、弘扬黄帝文化，就是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溯源寻根，也是增强历史主动、坚定文化自强的有力佐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既影响着一个国家现代化制度的选择与变迁，也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王亚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发展动力。本次会议的举行必将进一步厘清黄帝文化的人文本质，精准把握黄帝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现代价值，必将为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
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把黄帝研究引向深入，是理论界和文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赵世超认为，黄帝研究要坚持学科规范与交叉融合相统一。只有坚持学科规范，尊重学科特点，才能将黄帝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也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同学科才能实现更加科学、更高层次的交叉融合。要把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运用到黄帝及黄帝文化研究上，这将有助于消除纷争，形成一套既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又能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国家祭祀制度。赵世超表示，要重点说明黄帝以及黄帝陵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就要讨论黄帝崇拜及陵祭制度的形成过程，而要研究历史上的黄帝，就应认真梳理黄帝事迹，展现距今5000年前黄帝时代的社会风貌。
当前学界关注丝绸之路研究，而丝绸之路史的考察，不能忽略丝绸生产的历史源头。轩辕氏帝业，有“淳化”“虫蛾”成就作为基础之一。天博·（中国）|官方网站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认为，《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所记载黄帝“淳化”“虫蛾”成就，提示了早期文明进程中丝绸生产的意义。而“嫘祖为黄帝正妃”，在黄帝的事迹中，也有“嫘祖”的表现。通过对“嫘”的文字学分析，所谓“细丝曰糸”反映了蚕桑业的发明。而《礼记》关于“先蚕”纪念的礼俗，体现当时对这种产业开创功绩的尊重与崇敬。因此，黄帝“淳化”“虫蛾”成就作为帝业基础与文明标志，有嫘祖之功的因素。后世“先蚕”“蚕神”名号，亦体现黄帝、嫘祖在丝绸史中的重要地位。历代“后妃”“亲蚕”“劝桑”礼俗制度，体现了对嫘祖的纪念以及对嫘祖事业的继承。
因为国家背景的设定，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在传统的“天下”体系中定位，而只能在现代的“世界”体系中理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任剑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自然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化。在“现代”世界中，各国处于一个现代化的激烈竞争局面中，能否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存续的状态问题。国家的现代化品质高低，是一个国家能否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在自身与世界之间自我界定、自我提升、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再绘国家蓝图的尝试。它既显示了中国对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再确认，也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刷新人类文明的雄心壮志。但从总体上讲,它还是“世界”框架之中的现代化。
中华传统节日系就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累积而具有人文精神，蕴涵纪念、庆贺及其他特殊意义的日子，并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董金裕认为，传统节日的礼俗，乃先民在所生存的环境中配合天文、地理，经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具有“饮水思源，承先启后”“健体游艺，陶冶身心”的主要效能，理应继续受到重视和遵循。董金裕提出，可将传统节日的礼俗因时制宜，调整运作方式，继续发挥功能，以有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推动中华民族继续繁荣进步。
黄帝是古代诗歌中的重要主题，李白有多首涉及轩辕黄帝的诗，均写于天宝初年奉诏入京供奉翰林时，诗的共同点是以轩辕喻指玄宗皇帝，各篇都是把黄帝作为天下君主来歌颂。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李白学会原会长薛天纬认为，离开李白诗歌的具体写作语境，黄帝作为史前时代的传说人物，不同于秦汉以降的后世帝王，是任何帝王所不能比拟的。在薛天纬看来，黄帝不是政治符号，而是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轩辕庙前悬挂的“人文初祖”牌匾，深刻揭示了黄帝的文化意义。
汉字是以存在为本位的，西方语文是以话语为中心的，对比中西文明可窥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成。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林安梧认为，西方文明相对来说是“以话语为中心的共同体”概念,它其实是以超越的、绝对的人格神做核心的，是一神论的文明。中华文明则是“以存在为本位的共同体”概念，它是以总体的根源所创生的场域来做基础思考的，是以天地为场域来思考的，是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作为总体的源头，它是“本体生起论”的立场，没有顶出一个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林安梧提出，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中形成了以“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共同体概念，其中“天地”为自然的共同体，“亲”为血缘人伦的共同体，“君”为政治社会的共同体，“师”为人文教化的共同体。《礼记》的“礼运大同篇”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理想，是最早的世界和平主义宣言。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被重视，中国学术界也从关注中原地区走向放眼世界，从“周边国家看中国”到“异域之眼观中华”，从“中华文明起源”到“帝国统一疆域”，从“先秦文化交往”到“汉唐丝绸之路”，其中公元3-10世纪外来族群入华、融华的“胡汉中国”成为新的前沿课题，从而也使得“炎黄文化”核心内涵延伸到更广阔的视野，炎黄子孙的范围有了更广泛的新认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提出，以“胡汉中国”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多民族群体，这个群体又被统一意识形态和共同生活方式凝聚在一起，尽管历史上族群之间的矛盾不断发生,但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是取决于血统，而是决定于心系何方、心归何处。葛承雍认为，“中华”的文化符号不仅有着“天下归心”的时代延伸意义，还有着文明精神认同的硬核价值。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文明的大国, 当代中国需要制定出有竞争性的共同体全新模式，构建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依托和归宿，解决文化认同危机和重构民族精神家园成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认为，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能长期坚持文化主体意识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思想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土壤中扎根的依据。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各种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解决矛盾、化解危机方面提供借鉴和帮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其对于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黄帝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后代帝王均重视黄帝，多以国礼敬祭。作为我们的共同祖先，历史中祭祀黄帝的规模和规制却有差异，黄帝大于炎帝，黄帝“国祭”多，炎帝“民祭”多。在《美文》执行主编穆涛看来，同为传说中遥远的伟岸人物，黄帝的“正史记载”多于炎帝，可触摸的记忆多了，情感中就多了亲切。同时，国家祭祀是政治纪念，黄帝时期才有了比较清晰的国家治理观念，并在天文历法、农桑技术、军事应用、医学以及国家管理层面，提供了诸多供后人学习借鉴的内容。穆涛认为，任何文明都是渐进的，不是骤变的，也都是在前辈经验之中改造而成的。黄帝族群“战胜”炎帝族群，而成为古代部落联盟首领，是类于朝代更替的那种社会进步。观照黄帝时代中的文明演进，黄帝以玉为兵的思想以及黄帝时代天文学与哲学共生的中国文化特质，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次论坛由天博·（中国）|官方网站和黄帝陵基金会共同举办。与会学者还围绕“黄帝与黄帝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等主题开展了分论坛研讨。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lsx/lsx_ttxw/202304/t20230406_5618370.shtml
